心既是个体的心，又是普遍的道德情感，由此说明人是德性的存在。

心性以谷种论，则包裹底是心，有秋种有粳种，随那种发出不同，这便是性，心是个发出底，他只会生。[29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五。

朱熹的格物之学是有生命关怀的。草木春生秋杀，好生恶死，仲夏斩阳木，仲冬斩阴木，皆是顺阴阳道理。物理就是物性，是理之在物者，而性是有生命意义的。肯定这一点，才能理解朱子哲学为什么是境界形态的，而不是实体论或实在论的，也才能理解生命体验之何以重要。所以无所不爱者，以其同体也。

大家不约而同地从《周易》的天人之学中吸取理论资源。对理学形成作出过贡献的欧阳修，在《易童子问》中最早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，对后来的理学家可能产生过重要影响。[34] 用人的身体比喻自然界万物的畅通和谐，这是很有意思的，说明自然界是生命的有机体。

[16]《老子·十二章注》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自然者，无称之言，穷极之辞也。自然原则是不能违反的，违反了自然原则，人类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，即破坏整个自然界的生命和谐，最终会伤害人类自身的生存。

这就是在方而法方，在圆而法圆的意义所在。从性分上说，万物各有其性而性各有其极，这个极就是最高标准，如果万物各自依据自己的性分而达到最高标准（冥者合也），那么，它就是最大的。

[2]《老子·二十五章注》。自然界（天地）以万物为体而万物以自然为性，这就说明自然并不能等同于自然界，倒是自然界以自然为性。这也是对庄子学说的一个发展。无为而因任自然，是道家的一贯主张，郭象继承了这一主张。

人类以自己喜欢的为美，以自己不喜欢的为恶。其性足者为大，则虽太山亦可称小矣。[13] 这里既包括对人民的统治，也包括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控制。人类的责任就是保持自然界的和谐，任自然之气，致至柔之和，……则物全而性得矣[11]。

但是，经过东汉末年的人文主义批判思潮之后，很快就被玄学所取代。[21]《庄子·逍遥游注》。

但是，从整个自然界而言，这一类的动物仍然是生存发展的，也就是说，自相治理正好维持了生态平衡。[15] 这种意趣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生态美学的意趣，与以形制物而得到欲望的满足是大异其趣的。

天道自然便是自然界的客观法则或规律，也是认识对象。郭象以物任其性为理想境界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建立了万物的平等观。各当其分则并不取消自性，但每一个自性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即所谓性各有分。他将络马首、穿牛鼻说成是牛、马之天命，而寄之于人事，这与庄子的思想显然是不同的。郭象虽然通过庄子而阐明了自己的哲学，但是，他的哲学与庄子并不完全相同，其最大的不同是，他不像庄子那样，对人类控制、改造自然的活动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、改造活动的。自然对于万物而言居于本的地位，但是万物得之而为性，自然也就居于万物之中了。

但是，从基本的方面来看，郭象和庄子一样，是天人合一论者。在万物的相互关系中，人与物的关系始终是郭象关注的核心问题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，贯穿了明显的生态意识。

问题还在于，自然虽然是绝对、无限的，但又是通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体现出来的。造立施化，则物失其真。

由于郭象并没有严格区分人与物的界限，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，似乎郭象所强调的自然，是没有生命的自然界，完全受盲目的必然性或偶然性所支配。无小无大，无寿无夭，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。

从政治层面上说，王弼的顺自然之性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，即实行无为之治、不言之教，使人民守真而顺自然，不以形制物，使万物自相治理而各适其所。仁者必造立施化，有恩有为。这里除了论证人的与物冥极的境界之外，还论证了万物的存在价值。以形制物就是对万物进行控制、统治和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，使之服从人的需要，其中包括各种技术力量。

按照庄子的学说，只有超越一切对待，站在统一的道的立场对待万物，才能承认万物是平等的，各有其存在的权利和价值。[16] 性命问题是人生的根本问题，性者人之所受，命者天之所命，天人合一谓之性命。

在郭象学说中，人的目的性越来越明显了。王弼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，但要保持和维护整体和谐，人类就要尊重自然界的万物之性，以同情的态度对待万物，既不能过分地掠夺，更不能对之进行伤害，还要不塞其原，不禁其性[17]，使万物得以自由生长。

有了这样的前提，人类才能正确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。[5] 多可以多到无限，少则少到一，一，少之极也。

而郭象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要破除人的主体性，因此，对是非、彼我之辨进行了一系列论述，其中心则是破是非之分。夫大小虽殊，而放于自得之场，则物任其性，事称其能，各当其分，逍遥一也，岂容胜负于其间哉。另一方面提倡对万物的宽容而反对以形制物。就某些个体动物而言，被食者当然不能各得其所。

这也是儒、道结合的一次尝试。[1] 见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

[24] 郭象取消是非的主要方法就是反覆相喻或反覆相明。苟当乎天命，则虽寄之人事，而本在乎天也。

然则，开天者，性之动。王充的自然论与经验论是并行的、互为条件的，从王充的自然论很可能发展出一种对象化的自然哲学或知识论，人与自然构成认识与被认识的主客关系。